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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世界的敦煌学枝繁叶茂,根则植

时间:2019-12-03 10:31:46 人气:4397

[最美的敦煌]

在进入敦煌之前,让我们回到1907年,对敦煌现代史来说,这是一个意义复杂的时期。

今年早春,一位名叫马克·奥雷尔·斯坦(marc aurel stein)的探险家穿越荒凉的罗布泊盐碱地和戈壁沙漠,沿着公元前2世纪张骞游览西域的古道从阳关进入敦煌。那时,从新疆到敦煌的交通和古代一样不方便。骆驼、马和驴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到达这里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对法显来说,从敦煌向西到印度学习经文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尽管如此,“天上没有鸟,地上没有动物,所有的眼睛都在地平线上,...只有枯骨被用作耳朵的标志”。

斯坦和他的探险队

此时,敦煌已经积满灰尘,被遗忘了数百年。隋、唐、元帝国繁荣后,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辟的海上贸易路线逐渐在主要陆上运输路线上失去了荣耀。明朝嘉靖三年,政府下令关闭嘉峪关,并将嘉峪关西部的平民迁移到嘉峪关,废除瓜州和沙洲。200多年后,敦煌荒芜了,变成了“一千里柳树被风吹散,一天流沙在月亮上”的沙漠。

为什么斯坦去敦煌旅行了这么长时间,一个安静的小县城,在那个时候它是如此遥远和未知?什么力量,什么线索,把斯坦吸引到这里来了?在他的意识地图上,敦煌在哪里,它的意思是什么?

事实上,在19世纪末,许多西方探险家开始注意敦煌莫高窟,并先于斯坦因参观了敦煌。然而,莫高窟广为人知,并与后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有关——当时,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俯瞰敦煌莫高窟|黄宇拍摄

斯坦在19世纪是欧洲考古学的热潮。1862年,他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年轻时,他在德累斯顿、维也纳、莱比锡、图林根州等地学习,学习古代印度语言和古代东方语言学,然后在英国学习。1887年,他毕业后去印度工作,并担任旁遮普省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从1876年到1926年,大约有42个探险队、探险队和测量队进入中国,在50年里广泛地向西北方向行进。法国旅行家杜蒂·德·兰斯(dutyi de lance)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他在库车偶然得到了一些古梵文桦树皮卷轴的残迹,这些残迹与和田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包含一部用早期印度语言和文字写成的佛经,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它与已知最古老的印度手稿非常相似。

这一发现引起了专门研究古代印度的斯坦的极大兴趣。1896年冬天,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穿越和田沙漠的两处废墟后,让斯坦相信他的想法是可行的。他认为赫丁的报告足以证明古代遗迹的存在,值得提前探索。1897年春天,他想到新疆和田进行考古发掘。

莫高窟第158窟佛坛西墙唐代释迦牟尼涅槃的地方图像|敦煌研究院吴健拍摄

斯坦对早期佛教教义如何从印度传播到中亚、中国和远东很感兴趣。根据现有的中国记录,佛教不是从它的出生地直接传入中原,而是通过中亚向北传入。根据《中国纪事》,斯坦推测佛教传播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是“这些可能使我们编织过去文明主要特征的原始记录和遗迹。随着伊斯兰教在公元10至11世纪征服这个地区,所有证据似乎都消失了”。他想象在西部沙漠中,被流沙掩埋的废墟“将为考古研究提供帮助”,而且“新疆沙漠的气候在保存能力上不逊于埃及”。1900年7月,斯坦首先顺利通过霍尔丹、叶城、昆仑山和米兰进入新疆。他参观并确认了古都于尔坦(Khotan),发掘了丹丹乌里克(Dandan Uhrik)和尼亚(Niya)等文化遗址,并获得了大量文献。回到伦敦后,他先后出版了三本书,其中《沙布利和和田遗址》和《古代和田》是他首次探索中亚的重要报道。

在那次探险中,他发现了一种木牛犊。这种木牛犊的木材来自中原,印泥上印着来自西方古典艺术的带有盾牌和闪电的雅典娜形象,这让他意识到“印度在遥远的中亚地区与中国和西方古典文化交流如此频繁,但现在这些历史事实几乎被我们完全遗忘了”,而且“人们必须重写中亚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一些章节”。在那次探险中,他带着一队骆驼和小马离开了,他们携带着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大部分去了伦敦的博物馆。

上图:220洞穴皇帝地图;下图显示了220洞翟峰达一家的图像

1907年,他再次来到西部地区。当他在敦煌县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当地的传说:据说几年前,一座窑洞偶然发现了大量埋藏的古代手稿,其中一些不是中国的。他被告知手稿是政府订购的,并被锁在翻新后的密室里。几年前,他曾推测某个历史断点“消失的证据”,这使他立即密切关注这些手稿的存在。在他的脑海中,一道亮光击中了他从未见过的佛经。

掌管佛教石窟的道士叫王鲁园,出去化缘。当斯坦沿着古老的长城完成了他的考察,又回到敦煌时,王道士已经回来了,停止了四处旅行,在这里等着他。

王道士生于1850年。在饥荒时期,他从很小的时候就“逃离了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魔法抢劫,重新获得了名声和财富。他最终成为甘肃西部苏州巡逻队的一名士兵。退休后,他成为酒泉的一名道士,并于1887年至1899年前往敦煌莫高窟。

当时,莫高窟非常萧条,只有寺庙的熏香时有发生。清朝日益衰落。敦煌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处于一个角落,完全不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石窟前有三座寺庙,即上、中、下寺庙。上、中寺庙被藏喇嘛占据,他们住在莫高窟南区北部的下寺庙。

他把莫高窟的佛寺想象成一个道教场所,并试图把它改造成一个道教寺庙。石窟前的大部分木板路都坍塌了,他打开了一些石窟之间的隔墙以方便交流。王道士居住的下殿面对16洞,是他重建灵宫的主要地方。隧道里满是沙子,整个入口都被封住了。王道士雇了几个助手来清理多年来堆积在石窟前的沙子。因此,小所莫高窟由一个四处旅行的王道士守卫。

1900年6月22日,第16洞隧道内的沙子逐渐被清除。一个叫杨的家伙发现隧道北墙上的壁画后面可能有洞。王道士“半夜和杨一起破墙,里面有一扇门。它不够高,容纳不下一个人,泥被堵住了。更多的泥,是一个小孔,大约十英尺大,还有无数白色的布袋等等。,装满了它,装置很整齐,每个白布包了十卷。佛像架好后,绣像等被平放在白布袋下”。这个发现佛经洞(第17洞)的记述来自谢刘彘的记录,他是一位画家,从1942年到1943年留在敦煌,也来自敦煌民间传说。这个传说还有其他版本。

右边是17洞,佛经洞|敦煌研究院

敦煌藏经洞是王道士在一个纯粹偶然的时间和环境中发现的。如果王道士没有住在16洞,如果他没有清理沙子很长时间,佛经洞就不知道它会在壁画后面睡多久。不知道考古学是什么的王道士,不会意识到他在佛经洞的惊人发现标志着敦煌研究的诞生。

敦煌藏经洞前的王道士

但这一发现当时在中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与1900年5月天津义和团与盟军的激烈战斗相比,“敦煌”及其意义在晚清时期的人们的注意力和意识中没有占据任何位置。斯坦与敦煌的知县、官员和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的接触对他视察的沙漠废墟一无所知。很少有人学习和了解佛教文学,也很少有人了解古代的西方之路。

王道士给了附近的官员、官员和过去的官员一些佛经文件和最近堆积在藏经洞书堆上的丝绸画。其中一些人身居高位,但他们没有问这些古代经文和绘画来自哪里,或者他们的询问没有到达敦煌。当地政府也发现处理这么多经文既费钱又费力,所以把它们交给王道士保管。在晚清的乱世,想象的光束从未到达敦煌,也没有照亮这一堆前所未有的发现。

莫高窟第45窟西祠七体彩绘雕塑

1907年,斯坦回到佛经洞。王道士已经在这里住了八年了。根据他自己的想象,他正在把废墟重建成道教寺庙。在伴随藏经洞的七个春秋时期,他对它进行了严密的监视,除了一些散落在官员手中的经文。斯坦很快抓住了王道士的矛盾心理,他既“虔诚又热情,坚定又忠诚”,又“古怪,天真又无知”,“头脑简单,头脑坚定”。

当斯坦谈到他是如何尊重玄奘的,以及他是如何从印度出发穿越山脉和沙漠寻找玄奘参观和描述的寺庙遗迹时,王道士的眼睛又亮又害羞。斯坦立即利用他的无知和迷信赢得了他的信任,理由是把玄奘的古代经文带回佛教的发源地。

斯坦被带进佛经洞,看到这堆10英尺高、500立方英尺长的佛经卷时惊呆了。一段漫长的古代历史,包括许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将呈现在他面前。斯坦做了统计。山洞里的所有材料最初都分包给两种包装。一个是“普通书籍包装”,总共有1050个包含中国纸的包装和80个包含藏文纸的包装。另一种是“杂包”,包括梵文、和阗文、藏文、回鹘和苏特卷轴,以及丝绸纸画、丝绸织物、修补佛经或佛教绘画的文件。

他用四枚马蹄铁银,从王道士那里买了270个中藏文的“普通包”,以及大量美术和非中国文学的“杂包”。之后,他参观了陕西榆林石窟和吐鲁番盆地的古代遗址。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北缘,经过焉耆和库车,他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经过卡拉敦,然后是和田,再经过阿克苏和巴楚出国。

玉林石窟第三窟发掘于夏末。这幅画是西墙南侧的“蒲县的变迁”。这张照片是敦煌研究院提供的。

到1914年,当斯坦再次回到敦煌时,清朝已经衰落了两年。他还从王道士那里获得了570本经书。他的行为也没有任何限制。像下列法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的视察队一样,他们都成捆返回。敦煌文物在国外丢失,进入这些国家的博物馆。陈寅恪先生说:“敦煌学者在我国的学术史上也是悲伤的。”

斯坦从佛经洞移出经文的情形

100多年前,有着完全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概念的斯坦和中国道士王鲁园在敦煌藏经洞相遇。这也是他们身后两个世界的正面碰撞。当时,“敦煌研究”是一个戏剧性的开端,逐渐成为20世纪的一个突出研究。两年前,当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斯坦勋爵”的介绍和从敦煌运到这里的珍贵藏品时,我的感觉非常复杂。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与远古祖先有关的屈辱和骄傲从集体潜意识中浮现出来,触动了我的情感。作为保存完好、和平展示的物品,它们一直在通过持续深入的研究讲述古老的故事。在大英博物馆里,他们的叙述和其他展厅里来自其他地区的其他收藏品都在对话、交流和呼应,寻找彼此的相似性和独特性,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话语。必须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深刻影响现代历史的民族国家,以及通过民族国家和殖民网络收集的收藏品,不仅讲述了民族国家的故事。

敦煌遭受灾难100多年后,历史的烟雾逐渐散去。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敦煌的重新发现及其在西部地区、中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恢复的新知识逐渐改变了我们的地理概念——它不断突破过去的界限和障碍,使我们能够在越来越广泛的世界地图上定位,不再关注脚下的土地。

现代欧洲胜利者也意识到世界的中心并不总是在地中海。里海、巴特拉贡、大马士革、喀布尔、巴格达、伊斯法罕、撒马尔罕、敦煌...都是“世界的中心”。几千年来,连接欧洲和太平洋、位于东西方之间的亚欧大陆一直是地球运动的轴心。许多帝国在这里繁荣衰落。它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宗教的发源地。印欧语、闪米特语、汉藏语、阿尔泰语、突厥语和高加索语混合在一起。它是如此复杂和相互交织,以至于贸易、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伴随着财富、暴力、疾病和灾难的传播。

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称之为“丝绸之路”,一个像中枢神经系统一样连接世界的陆地运输网络。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和绿洲明珠。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世界上只有四种文化体系具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疆域、自成一体的体系和深远的影响: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教,没有第五种。这四种文化体系在中国没有其他交汇的地方,即敦煌和新疆。

吐蕃时期美国芝加哥普利策(608~ 866)收藏的珠纹和鸭纹童装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些散落在欧美敦煌、吐鲁番和高昌的文物和文献催生了一门新知识——“敦煌研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不知疲倦地工作,这个问题也在与日俱增。它深刻地改变了东方主义,特别是汉学的面貌,也改变了我们对中亚、欧亚甚至世界历史的理解。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要么穿越海洋,研究和转录敦煌文献,要么向西旅行数千英里,研究和保护敦煌石窟。他们为此奉献了一生,创造了许多辉煌的学术成就。西方学者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研究和印度、伊朗文化遗产研究,以及中国学者擅长的汉学研究,相互交流思想,相互反思。敦煌研究已经是世界上的敦煌研究。

《世界敦煌研究》枝叶繁茂,其根植于莫高窟。根据本期的封面故事,我们的记者分成三组,选择了莫高窟的六个洞,加上玉林石窟和麦基山。通过对敦煌研究院专家学者的大量采访,我们仔细展示和诠释了每个洞穴的核心艺术价值,每个洞穴都有自己的侧重点。

例如,张星云在45洞的唐代彩绘雕塑非常值得一看,因为雕塑与壁画“高度不同”。五台山61洞地图不仅是地图和绘画之间的“圣迹图”,也是一幅实用的导游图。然而,85个石窟中有14幅佛经画,能否“通过石窟中的方位布局,为这组全方位佛经画找到一个准确的观看顺序”仍是一个问题。另一个例子是李雪和蔡常山。通过对敦煌的记忆,她讲述了她在后期临摹的北魏、西魏、隋代壁画的故事。“与唐代以后那些成熟的技法相比,她更着迷于刚健粗犷的笔触和略显稚嫩的表现手法”。在党项统治河西走廊期间,宋世亭在玉林石窟寻找西夏,并走进了瓜州留下的西夏石窟。邱莲参观了麦基山。虽然它的名气很小,但对于“保存雕塑作品长达1600多年,历经10个朝代,几乎没有人为干扰”有很大的价值。

麦基山中央七佛亭|蔡小川摄

在敦煌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遇到了许多问题,但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为什么莫高窟建在离敦煌市20多公里的明沙山悬崖上?谁建造了这些洞穴?这些洞穴是为谁建造的?佛经洞关闭的原因是什么?多少尘封的历史沉默是神秘的,这也是敦煌迷人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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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本期封面大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范进士于1962年首次来到敦煌。当时,作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她接触了大量的石窟材料和美丽的壁画,并被深深吸引。毕业后,她来到西北戈壁工作,在敦煌呆了50多年。她毕生致力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并与敦煌莫高窟相伴半个多世纪,这也使敦煌成为无数人向往的艺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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